武汉解放，未经战火硝烟，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在平静中迎来了新生。其中，武汉地下党工作者功不可没，而在武汉的地下工作者中，长期潜伏于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和来自各解放区城市工作部的城工人员是两支主要的力量。

下面是解放前武汉地下党组织的几个传奇故事。

单线联系，长期潜伏，是地下工作的特点。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占了包括武汉在内的很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社会部等部门开始向武汉派遣地下工作者。

无论分属哪个系统，即便来自同一“上线”，地下工作者间也不能交叉联系。每个人最多只与几个人秘密往来，传递信息。

同为武汉地下党市委领导成员的曾惇、陈克东和刘实，在最初到武汉的一年多内，彼此也是互不知道，均是平行工作。曾惇更是自言“狡兔三窟”，把工作机关、住宅和预备机关分散在三镇的不同地点，很少人能摸清他的行踪。

做什么都要钱，地下工作也不例外。武汉地下党工作的经费来源，有上级组织拨的一部分，但大部分还是靠地下党员自行设法筹集。

武汉地下党市委常委陈克东，曾在六渡桥附近开了一家布店，专营布匹，兼营棉纱。这家布店实际上是一个地下交通站，但生意也很兴隆，为当时地下工作的经费贡献不小。而布店的本钱，是党员们借钱、捐工资、卖房子筹集起来的。

最早到武汉的地下党员赵忍安，是金融界的才俊。他在重庆和成银行时，就任总经理吴晋航的襄 理，后为了到武汉开展地下工作，主动申请到汉口开分行。他将和成银行汉口分行办得红红火火，伪湖北省主席万耀煌、张笃伦都曾找他兑换黄金和银元。得益于这一身份，赵忍安能经常出入军政要员之间，获取很多重要情报。

一次，正是在酒桌上，万耀煌与特务头子、后来驻襄阳的国民党第15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谈及守襄阳一事，康泽大吹特吹自己在襄阳的军事部署如何固若金汤。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忍安迅速默记了康泽的话，并将情报反馈给党组织。

此后不久，襄阳一战，被康泽自诩为“铁桶般的防御”，却被解放军势如破竹般地攻克，康泽本人也被俘。

为了安全，地下工作者并不常用文字传递信息，只有在紧急情况时才会通过纸条递送情报。一次，武汉地下党领导成员刘实通过内线获取了国民党即将进攻中原解放区的重要情报，要逐级转送情报时间已经来不及，于是不得不派岳建中冒险硬闯国民党军封锁线进入解放区。

岳建中将情报写在薄纸上，包在香烟的锡箔纸中，钉在鞋跟里。又通过在汉口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枫弄了一张介绍信，然后穿上西服，戴着墨镜，乔装打扮硬闯国民党军设置的关卡。

国民党军警对这位“为美国人工作的记者”避让三分，因而一路很顺利。最后，岳建中弃车走田间小路，一路小跑进入江汉解放区。

正是这一次千里走单骑，以及随后几次相关的重要情报，使中原军区部队掌握了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总攻的时间和作战计划，为我军中原提前突围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武汉解放前夕，时任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官的鲁道源奉白崇禧之命要破坏武汉基础设施。赵忍安出面与他谈判，鲁道源出价勒索3万银元，就放弃破坏计划。赵忍安与他讨价还价，最后约定6000元。赵立即组织武汉银行同业公会的银行家们凑齐6000块银元，打发了鲁道源，确保武汉很多重点设施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当时的江岸车辆厂也是国民党的破坏目标之一。奉命而来的是国民党一名工兵连副连长，地下党员一边施以小恩小惠打发他，一边以解放军即将进城晓之利害，最后，这个副连长找到一个旧火车头，把水箱炸了一个大洞，照了几张照片回去交差了事。

地下工作，风险与传奇形影不离。1948年6月，武汉地下党设在武昌红十字补习学校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这一天，武汉地下党领导成员陈克东刚好到学校联系筹办地下印刷所之事。一到门口他就感到气氛不对，大门前的报警信号被撤除，而学校里面学生的表现也极不自然。

陈克东意识到有问题，但此时转身离去更危险，他扫视了四周，硬着头皮进了学校。面对埋伏在学校里国民党特务的盘问，他泰然自若地说，看到校门口有招聘教师启事，他来问问报考家庭教师的事。

特务仍纠缠他的身份，他身上正好有一张伪省政府陆近诚处长的名片，便谎称自己是陆近诚的秘书。这样，解除了特务的怀疑，巧妙地躲过了危险。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曾惇曾到纱厂做技术员作为职业掩护，老板交待他为工厂设计一个楼梯。曾惇从未学过建筑，哪里会做。但是不做就可能暴露身份，于是，他到书店里买来有关土木建筑的书和图纸，比照工厂空间尺寸，硬是连夜按比例依样画出一份楼梯图纸，才过了关